从《江秋莲的这几年》走近失独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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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母亲”简介

2016年经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组织），致力于为独抚母亲（因离异、未婚、丧偶及其他原因独自抚养未成年孩子的女性）提供心理支持。搭建线上支持服务体系，针对该群体在育儿、心理、法律等方面普遍面临的挑战和困扰提供专家指导和自助解决方案，并开展线上线下心理重建小组，缓解独抚母亲的心理困扰，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和乐观心态，促进子女健康成长。

何丽老师简介

女，1988年生人，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长期致力于丧亲及哀伤、青少年拒学厌学的相关研究，主持省部级课题，横向课题若干，发表丧亲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10余篇，著有《失独者的丧子应对：哀伤、挣扎与超越》，参与翻译《哀伤治疗：陪伴丧亲者走过幽谷之路》、《抚平伤痛：创伤性心理障碍治疗指南》、《书写的疗愈力量》。“一个母亲”专家志愿者。

以下为纪录片《江秋莲的这几年》发布后双方的对话记录：

一个母亲：江歌是江秋莲的独生女，江歌的不幸遇害使江秋莲成为失独母亲，请问何老师从您的研究视角来看，江秋莲有哪些挑战和情绪需要应对和处理，整个失独群体又有什么特点，他们都有哪些困扰和挑战？

何丽：在中国百姓的口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人生有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江歌的妈妈江秋莲经历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伤痛。我猜她的身心、情感、信念、社会角色等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研究表明，在所有的丧失类型当中，丧子是最痛苦的。失独者不仅丧子，而且是丧失了唯一的孩子。那种痛苦，非亲历者难以理解。孩子的离世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常规思维。 死亡在中国的文化中是一个禁忌，平日里，百姓是绝口不提死亡议题；中国自古以来推崇孝文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特别重视子嗣和传宗接代；这些文化及社会因素势必会对失独父母的丧子经验产生影响。

在我写的书《失独者的丧子应对：哀伤、挣扎与超越》中，我总结：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失独之痛，不是单一的痛苦，而是多重多系统的觞痛。失独之痛，既是丧子之痛，又是文化之殇。

失独事件引发了失独父母个人深刻而又剧烈的哀伤，失独父母的哀伤反应表现在情绪痛苦、认知紊乱、行为反常、身体受损及信念体系崩塌各个方面。失独者表面看是失去了一个孩子，贴近他们的精神世界你才知道，就像平静的海面突然坠入了一块巨石，一石激起千层浪，海浪翻涌，可能形成了漩涡，暗涌，无数涟漪扩散开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发生了改变。从亲子系统的断裂引发夫妻关系的震荡到家族系统的调整再到家外系统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历史系统的断裂感。所以，用失独者的话说，孩子走了带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失去孩子除了内在失落之外，外界还会衍生出那么多生前身后事需要处理，比如江歌离世，涉及到了法律纠纷，这让江歌妈妈一次一次暴露在死亡创伤之下，这对哀悼历程影响巨大。所以，虽然我完全不认识江妈妈，但是我猜她是非常非常受苦和艰难的。她经历了生命之难以承受之重。

一个母亲：子女死亡的原因对失独的困扰有无影响？对江歌母亲来讲，她还是位离异的单亲妈妈，江秋莲独抚的经历是否会加剧失独的创伤？

何丽：哀伤的经验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一些因素是风险因素，它会加剧哀悼历程的复杂性，甚至罹患延长哀伤障碍。这些风险因素包括：

• 丧亲者与逝者的关系：通常彼此依恋越强，出现延长哀伤障碍的可能性越大。失去子女的父母或失去父母的儿童及青少年是“高危人群”。尤其是失独父母。江歌妈妈是失独，而且和女儿关系非常亲密。

• 多重失落：江歌父母离异，江歌妈妈也是离异独自抚养江歌。

• 丧亲的突发性、非预期性以及创伤性：江歌死于他杀，这是突发的、非预期性且创伤性暴力性死亡事件，这也是风险因素之一。

• 连续性创伤事件、持续的现实应激：江歌妈妈如果在女儿离世之后不断被网络暴力，其实就是不断创伤暴露，创伤性的打击接踵而来，这势必会增加哀悼过程的难度。

• 公众死亡事件：江歌事件媒体有报道，已经变成公众事件，这对当事人也是很大压力。

• 不足的社会支持系统：丧亲者受到亲友和当地社会习俗孤立，排斥和歧视，或不能得到适当的社会支持与援助。江歌妈妈离异，本来得到的支持就少，再加上网络暴力，那就更加艰难了。

一个母亲：（这些困扰和挑战）失独女性和男性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是什么？

何丽：在我2012年-2015年间做了很多失独者的访问和研究经验来说，直观感受上，男女有非常大的差异。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差异是一个总体的印象，不代表每个个体都符合，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因为哀伤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经验，没有对错之分。我们要特别谨慎尊重个体经验的差异。

关于哀伤经验的性别差异，从我研究的结果来看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在应对哀伤上，女性更倾向于倾诉表达，而男性倾向于压抑。女性除了用说来表达之外，还可以选择哭，书写，然而，男性受到社会文化的期待，“男儿有泪不轻弹”，男性多半采用压抑的方式，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转移痛苦。

• 在切断和保持联结上，男女也存在着差异，我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更加倾向于保持与逝者的联结，江歌妈妈一直不放弃打官司，其实她也是内在跟女儿保持的很深很深的联结。

哀伤经验的阶段性差异：一般情况下，丧失发生的最初，男性往往压抑所有的情绪往往会扛起家庭的重担，处理逝者的各种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男性表现出情绪，甚至表现出各种心理障碍，延迟性的哀伤。而女性情绪调节的方法更多，可以哭，可以表现脆弱；男性受到的社会期待就是表现坚强，不能流泪。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在哀悼历程同样非常需要关怀。所以，有心理学家提出，直觉型哀伤在女性身上表现较多；工具型哀伤在男性身上表现较多。

一个母亲：失独父母该如何去应对失独的创伤，如何能够从痛苦中走出来？江秋莲生活的目标是打官司为女儿还原一个真相，洗白冤屈，如果官司成功了，是否可以稍微抚慰她的哀伤？

何丽：江秋莲希望通过打官司还原真相洗白女儿的冤屈。这对于江妈妈来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意义重建是丧亲者面临的中心历程 (Neimeyer, 2000)。死亡会挑战一个人的世界观以及自我认同。丧亲者必须面对如，“我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逝者的人生有何意义？我是谁？世界安全吗？”等问题 (Keesee, Currier, & Neimeyer, 2008)。Neimeyer提出意义重建的过程的三个主要机制包括：意义理解（sense making）、益处寻求（benefit finding）以及身份认同变化（identity change）(Gillies, Neimeyer, 2006)。

意义理解指的是个体质问、找到并理解他们丧失的意义，这是哀伤历程中的关键因素。经历丧亲的个体往往会问是什么导致了死亡，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或者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益处寻求也被称为积极重评（positive reappraisal），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看来，益处寻求是在丧失经历中的一种建立新的意义结构，整合丧失的方式。个体一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丧失所带来的益处，往往是在丧失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才逐渐看到。丧失后的个体在进行意义重构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重构，由此带来身份的改变。

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江歌的死亡真相对于江秋莲如此重要，这是她完成意义重建极其重要的一步。失独者如何应对失独的挑战，最核心的也是意义重建。

一个母亲：对于失独群体，社会和公众能做点什么，社会支持是否重要，如何进行？

何丽：我们说了失独者哀伤的风险性因素，同理可以推测哀伤经验的保护性因素。人生经历这么痛苦的生活事件，如果有充分的社会支持，无疑是冬日暖阳。哀伤平复和创伤的修复都非常需要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还可以继续细分，家庭内部的、家庭外部的，如同事、朋友、政府、再就是社会公众，接受到更多的友善和支持都是哀伤平复的重要力量。

一个母亲：作为对独抚母亲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组织，我们的服务对象除了离异的妈妈也包括丧偶独抚母亲，对这个群体何老师从哀伤专业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建议？

何丽：一个母亲作为一个NGO组织，给同样经历的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同命人一个空间，让他们彼此支持，抱团取暖，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这就是社会支持的一部分，而且同命人的社会支持还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支持，更加有针对性，因为大家有着相似的经历，有时候跟一个局外人不好倾诉的，跟有相同经历的人特别自在，而且跟同命人诉说不会有社会耻感。一个局内人跟一个局外人说，担心别人不理解，还担心被歧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命人一起互助，是特别重要。我了解一个母亲除了是一个社群互助支持之外，也搭建了很多专业资源：如法律专家、心理专家，而且经常举办丧偶支持小组和个体心理咨询的活动，不仅有互助还是专业帮助。所以有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真的特别好。特别感谢。

转自：一个母亲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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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者真的需要心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