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不收留没有孩子的失独老人 TM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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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教授今年75岁了，他是这些失独者中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3年。如今，他仍然没有完全退休，每天弓着问号一样的后背往返于职工家属楼和办公室之间。
当年为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潘教授和爱人34岁结婚，35岁才有孩子；而当他到了70岁高龄，需要孩子照顾的时候，孩子却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人世。
潘教授的手机并不经常开机，儿子小宏和家里联系总是打妈妈的电话。但儿子病发的前一晚，潘教授却鬼使神差的把老伴的手机也关机了。2007年2月13日，在准备结婚的新房吃完早饭后不久，小宏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说自己心脏不舒服。但等潘教授的老伴晨练回来，打开手机看到这条短信时，已经是早晨9点多钟，他们急忙赶往孩子的住所，救护车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行了。
潘教授把儿子发给老伴的那条短信转发到了自己的手机里，一直带在身边。现如今，他的手机总是开着，却再也接不到儿子的电话了。
潘教授的家陈设很简单，客厅里放着一张老两口用来吃饭的餐桌，餐桌正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儿子的遗像。儿子过世后，老两口卖掉了那套用来给他结婚的房子，把所有儿子的物品搬回了家，放在他从前的卧室里。
潘教授至今还保留着儿子去世那天早上吃剩下的馒头，他把那块馒头放在盘子里，用保鲜膜封装着，在保鲜膜的上面贴着一张黄色的正方形即时贴，上面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
孩子去世之后，潘教授曾经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安置，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按照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负这个责任了。
中国网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独自凄凉无人问”是很适合失独者现状的一个简单描述。 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是法律，在孤独的时候，失独者不能开口要求国家给予补助。名人、富人、官员等群体超生所上交的罚款属于“社会抚养费”，与失独者毫无关系。失独者能做的只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地渡过漫长岁月。
2012年5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中国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 截留挪用时有发生》中披露：每年全国有将近200亿超生罚款。以前，它属于国家秘密；现在，它还是敏感信息。这些钱需要一个合理的去处，而不是整体打包上缴国库后不知所终。如此，才能体现《计划生育法》中所规定的“社会抚养费”的真正价值，也能让失独者们老有所依。
但显然，潘教授享受不到对等的国家补偿。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潘教授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